其结果是，用西方哲学方法讲中国哲学者，确实使中国哲学更具有现代性，但是否讲出了中国哲学的精神，则是另一回事。

因此，朱熹哲学是一种本质即存在，存在即本质的独特的儒家哲学。孟子说：虽存乎人者，岂无仁义之心哉？其所以放弃良心者，亦犹斧斤之于木也……并引用孔子操则存，舍则亡的话以证明其说。

这当然不是说，四书不是哲学著作，不能当作哲学著作来看。按照朱熹的完整的解释以及《集注》中相关的论述，如本然之善心[47]、义理之良心[48]、诚以心言，本也。天是四书中的最高范畴，标示最高存在。[23]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72页。就朱熹的补传而言，格物的目的是为了致知，而这个知，不是别的，就是理学家所说的德性之知。

《四书集注》只能是朱熹的，不可能是别人的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四书集注》体现了中国哲学进一步理论化的过程，朱熹则是中国的一位成熟的哲学家。仁者爱人，这是仁在人与人之间的实现。

天文即泛指自然界的天道变化，其深层意蕴则是生命创造，即《系辞》所说天地之大德曰生、生生之谓易。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文先生说过：人类要生存下去，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，去吸收孔子的智慧。事实上，在孔子和儒家那里，人文与自然是很难分开的。但是，儒家的人学是以天即自然界为其存在前提的，是以天道为其价值本体的。

子贡明明是说孔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闻，并不是说孔子没有性与天道的思想。下学是日常生活经验中的学习，而上达则是经验学习基础上的自我超越。

这就是说，不仅对于人，而且对于一切生命以至山河大地，都有发自内心的尊重、同情与爱。天道是靠人去弘扬的，不是由天道弘扬人的。孔子的敬畏天命不仅仅是对外在的必然命运的一种宗教态度，更重要的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反思。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

因此可以说，人是自然界内在价值和内在目的的实现原则。就是说，人，且只有人，才是实现天道的主体。孔子的人性学说则与天道有关。儒家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这里。

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爱物之说，但他的一系列言行已经说明了这一点。人是目的，不是工具，要把人当目的去对待，不能当作工具去使用。

这又是孔子智慧中最值得重视的地方。其实，仁不只是一种社会伦理，所谓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的黄金规则并不是仁的全部内容。

人不是与自然界相对立的以自我意识为标志的主体，而是与自然界相统一的以仁心仁性为标志的主体。正好相反，它弘扬了人的主体作用。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本质或内在德性。这不是因为他说了孔子的好话，能激发中国人的自尊心，而是因为，他看到当前人类的问题所在，从文化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。人与自然何者是主体 孔子和孔子以后的儒家认为，人的仁性是由天赋予的，但又是在后天实践中完成的。[6] 这是对人的主体性的高度弘扬。

人的价值就在于实现仁。而仁的根本含义就是爱人、尊重人。

但是，二者有很大区别，其最大的区别是，孔子对天即自然界有一种很深的敬畏，并且认为，人与天即自然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，人类要在实践活动中做到知天命。人文体现了人的价值，是社会文明之所止。

在孔子和儒家看来，没有比天即自然界更高的存在，没有超自然的神灵（上帝），自然界就是人类的上帝。[1] 这真是一个远见卓识。

人类的一切文明和精神成果都是在自然界这一母体中创造出来的，不是靠自己的自我意识创造出来的。我相信，这一学说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必将作出贡献。这种生命创造还有更重要的价值意义，即自然界是有内在价值、内在目的的，其最高价值是天道、天德，其最高目的是善。后儒所谓孔颜之乐、吾与点也就是好学、闻道、践仁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生命和谐。

这是人类自己的事情，不能靠别的什么力量来解决。只有自然界是永恒的、无限的，人则是有生有死的。

真正说来，人与自然界共同构成主体，成为互动的过程。[2] 这里明确提出了生的哲学，说明天是有时间、空间意义的，其根本作用就是生即生命创造。

这说明孔子是很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的。天以生为心，人以仁为心，弘道就是践仁。

这时，只有这时，人与自身、人与人、人与自然不再是处于对立和冲突之中，而是处于生命畅遂的和谐统一之中，从而享受到人生的最大乐趣。这里所说的人文，与今日从西方接受过来的人文主义既有一致的一面，又有不一致的一面，不可一概而论。孔子有富民的政治理想，有少者怀之，老者安之的社会理想，但就个人的终极关怀而言，他并不以战胜自然、征服自然从而享受最大的物质利益为人生的最大快乐，而是以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体验为最大快乐。这是孔子智慧中题中应有之义。

后来的儒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学说，建立了中国的深层生态学。他的仁学就是关于人的问题的伟大学说。

天即自然界是生命整体，其根本功能和作用是生命创造。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有关人性的问题。

这就是后世人所总结的天人合一论。孔子十分重视人的问题，重视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。